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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僧人支道林:融通神理第一人 玄佛合流之先驱

[摘要]支道林雕像。 《神骏图》。资料图片 东晋高僧支道林出自佛学世家,精通深奥的佛理,在讲学时,更是利用庄子玄学对佛学进行剖析,抛开僧人的身份限制,与当时的社会名流之士结交。东晋临海太守郄超曾评价支道林称:林法师融通神理,挺拔独悟,数百年来继承并...

支道林雕像。

《神骏图》。 资料图片

东晋高僧支道林出自佛学世家,精通深奥的佛理,在讲学时,更是利用庄子玄学对佛学进行剖析,抛开僧人的身份限制,与当时的社会名流之士结交。东晋临海太守郄超曾评价支道林称:“林法师融通神理,挺拔独悟,数百年来继承并阐明大法,从而使真理不绝,只有他一人而已。”

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到了东晋时期,佛学与中国传统的玄学相互渗透,渐渐融合,佛学得以广泛传播。在玄、佛合流的过程中,具有划时代影响的人物便是支道林。

公元317年,西晋灭亡,镇守建康的晋宗室司马睿在江南重建晋室,史称东晋。东晋王朝的统治阶层大部分由过江避难的中原名门望族与江南的土居氏族组成。由于存在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中原名门望族在占据统治主导地位的同时,一直排挤江南土居氏族。元帝在位时,北方大臣王导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便在南北氏族之间奔走,极力劝说各族修好,但收效甚微。后来,江南土居氏族也曾多次因不满东晋的统治而反抗,大大地动摇了东晋的统治地位。

元帝元年(公元317年)至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是东晋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虽然也有一些内乱,但均被镇压。与此同时,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得到进一步开发,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北方劳动人民不断南迁,既提供了大批劳动力,也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和会稽(今浙江绍兴)成为东晋的两大中心城市,政治、经济、文化都非常繁荣,成为各地农产品、手工制品的集散地。

支道林,名遁,字道林,生于公元314年,俗姓关,老家在开封陈留,东晋名士又尊称其为“支公”“林公”。他出生时正是西晋和东晋交接时期,为了躲避战乱纷争,幼年随家人迁往江南。由于家人世代信奉佛教,他从小深受影响,再加上聪慧,很小的时候就能领会深奥的佛教义理,对佛理逐渐有深刻的解悟,尤其对《道行般若经》《慧印三昧经》有精深的理解。支道林25岁时出家为僧。

当时,建康佛学兴盛,各大寺院常公开举行讲经大会,由高僧登坛开讲。前来听讲的人成百上千,不光有佛门弟子,还有玄学名士、普通百姓,而且都可以可自由提问和辩论。支道林在宣讲佛经时,善于把握经典要义,不拘守经文,常提出独特的观点。他还喜欢借用流行的玄言妙语解释佛学经意,很受欢迎。京城的许多名流学者都把支道林引为知己,与他过从甚密。支道林还与谢安、王羲之等交游,好谈玄理。

支道林很快引起东晋名士、外戚的注意,深得辅政的会稽王司马昱倚重和官至司徒左长史的王赏识。王认为支道林对玄理认识精深微妙,功夫不在玄学家王弼之下。

有一次,支道林在白马寺与名士聊天,无意中谈起了《庄子·逍遥游》。有人提出适性就是逍遥,支道林却不赞同,他认为如果任性而来、为所欲为就是逍遥,那么暴君和大盗随心所欲、滥杀无辜也算是逍遥了!他说,庄子所说的逍遥应该是超然于事物之上、自由自在。这件事在《世说新语·文学》一书中有记载。

《庄子·逍遥游》被认为是庄子所有作品中最难理解的篇章,当时许多学者深入钻研,但是均不能超出郭象、向秀两位大家的解释。支道林却有独到见解,使许多学者耳目一新。此后,支道林为《庄子·逍遥游》倾心作注,书成之后,名流鸿儒无不叹服。史学家认为,支道林所著《庄子注》之所以“新”,在于他将佛学引入老庄学,用即色义解释逍遥义。

自然、超然于事物之上、自由自在是支道林向往的生活。《世说新语》中记载:“支公好鹤,住剡东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支道林虽喜欢鹤的仙气,但不忍拘束它,便舍弃自己的喜好,放鹤归林。

《世说新语》中也记载了支道林养马的故事。据记载,有人送给支道林五十两黄金和一匹骏马。他处理此事的方法与众不同:他将黄金赠送给他人,却把马留下来饲养,而且时时前往观赏。当时,大部分人认为黄金可以生利息,而马却要吃草料,何不把黄金留下而把马遣发?支道林却笑着说:“他们哪里知道?贫道爱其神骏之性耳!”这是支道林以艺术欣赏的角度爱马、赏马的超人之处。

《神骏图》描绘的便是支道林爱马的一个场面。《神骏图》是一件绢本重彩中国画,工笔画人物、海水和树、石。画的右边有一位僧人坐在岸边的石床上,身着袈裟,肩负锡杖,此人就是支道林。支道林对面坐着一位士人,士人的侍者为西域奴仆,臂上立着一只雄鹰。三人正凝视踏浪而来的骏马。一个散发童子骑着骏马,手执木杆,怡然自得。骏马无缰绳鞍鞯,昂首健步,渡海如履平地,迎面驰骋。画中,马的骏健、人的凝眸都栩栩如生,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由于支道林在当时影响很大,所以东晋哀帝即位后,多次派使者召请他赴京。支道林不能违背皇命,只好来到建康,在东安寺开讲《道行般若经》。当时听讲的人有很多,百姓对他十分恭敬,一时引起朝野上下的轰动。

支道林往返于都市与山林,交游于名士与僧众之间,集“名僧”与“名士”于一身。他既是精通玄理的佛门高僧,又是身披袈裟的玄谈大家,甚至还被后人视为道教中的人物。当时,人们称他是“身披袈裟的名士”,又说他“理趣符老庄,风神类谈客”。因为在此之前,玄学家不谈佛,甚至不与佛教徒交往,支道林则开创了玄、佛结合的先河。哀帝准他回山时,一代名流前来为他送行,可见名士对支道林的倾慕。

名士敬重支道林,不仅因他具有名士风度,更重要的是认可他的思想和才华。支道林除了作诗写文外,还写了很多重要的学术著作,如《即色游玄论》《圣不辨知论》《道行旨归》《学道诫》《大小品对比要妙》《逍遥论》等。大部分著作今天虽然已亡佚,但从仍存的部分文章及残篇中可以看出,支道林在佛学、老庄学方面确实有很高的造诣。

在佛学方面,支道林的主要成就在般若学。在东晋“六家七宗”的佛教般若学派中,他代表即色宗。即色宗的基本观点是“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他的即色义虽表述得不够准确,但比起其他各宗更接近般若空观。支道林移居石城山后,在研究般若学的同时,还很重视禅学。他所作的《即色游玄论》,即以即色的观点阐释禅法,他认为世界皆“空”,同时又不否定“心神”,把禅法理解为无心而逍遥或没有执著的境界,与汉代传入的安般禅法有所区别。

支道林对佛学研究透彻,使他成为当时的名僧。而影响更大的,则是他用般若学解释老庄,从而成为当世的名士。玄学到东晋时与佛学结合,得到了更好地发展,可以说,支道林是玄、佛合流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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