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史问廉 法治为本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调研员 韩鹏

《鉴史问廉》是一部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视野，从历史兴衰沉浮中挖掘中华廉政文化遗产，为盛世鸣警钟、为时代举镜鉴的好教材。

一

宋朝建立初期，十分重视文化、廉政等法治建设，并建立了选拔官员的严格制度。凡是经过前期审查符合科举条件的举子，一旦入考，以考核成绩的名次排序，作为三元、举人及第和入政为官的基本依据，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的科举制度，为大宋王朝选拔出一代代旷世英才，助推大宋科学、文化登上中国和世界历史高峰。

公元980年（宋太平兴国五年），家道贫困的州肥乡（今属河北）举子李沆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成为北宋王朝的一名官员。此时的北宋王朝，对于官员的婚丧、宴饮、车马、服饰等方面有着严格限制，对有违反者严加制裁，终身不得为官；对于贪污受贿的，则处以极刑。李沆凭借着勤政廉洁的品质，得到朝廷重用， 18年后的公元998年，任中书侍郎、参知政事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北宋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主持朝廷政务，实为宰相。

宋真宗时期，经过多年治理，即使普通人家也开始奔向小康生活。而身为宰相的李沆，却依然坚守严于律己、生活清俭的习惯。他在封丘门内的宅院议事大厅门前极其窄小，面积只能让一匹马掉个头，却为后人留下了“一代贤相”的美誉和“旋马家声”的典故。

二

宋代对贪污腐败行为的查处，注重制度监督，不分高低贵贱，少走门面过场。宋代一度台谏合一，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宰相、百官均在御史监察弹劾之列。谏官的选拔以三事为要：轻富贵、重名节、知治体。因此，“宰臣至百官、自三省至百司，不循法守，有罪当劾，皆得纠正。”

宋朝规定，御史台谏官不能由宰相提名推荐，更不能由与宰相有关系的人来担当。一旦宰相遭到御史连番弹劾，即便无实质性过错，也要停职或辞职（类似现代内阁不信任弹劾制度）。台谏有每月向皇帝报告的制度，报告或奏弹不实也不受惩罚。如台谏官上任百日内无所纠弹，则罢作外官或罚“辱台钱”。

当然，台谏长官御史中丞也成为监察对象，如公元1060年（宋嘉五年）五月，台谏官唐介、王陶等8人集体弹劾御史中丞韩绛，韩绛因此被降职（详见《长编·卷191》）。

仅宋仁宗、宋英宗在位的45年间，因台谏弹劾而免职的宰相人次达15人之多，非常惊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尚且受到严厉监督和频繁查处，一般大臣、官吏便可想而知了。

三

人们往往会把这种现象看做是皇帝个人的英明、大臣个人的廉洁自律，而没有将其上升到国家“制度建设”、“依法治国”的高度来审视。试想，如果没有宋太祖制定“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制约束，宋朝不知有多少士人会被打成“反皇帝”、“反宋政府”的敌对势力而遭遇悲惨命运，怎么会留下大臣们在朝堂之上敢于对皇帝唾星喷面、扯衣相谏的千古佳话？

正因为宋朝“祖宗之法”的不断完善和历代皇帝认真实施，才营造了一个“让思想冲破牢笼”、“让权力关进笼子”、道儒佛“三教合一”、海纳百川的社会政治环境，在思想、文化、道德和科学建设等方面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山之上。

因此，任何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建设，都是最根本的建设。

四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谈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时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见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到了1986年9月，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改革体制继续前进。”（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纵观中国历史，没有一个朝代的法律制度是尽善尽美、一成不变的，也没有一个朝代可以做到绝对杜绝贪污、根除腐败。问题的关键在于要用变化、动态、发展、实事求是的唯物辩证观作指导，不断改革、完善和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把贪污腐败限制在最低程度和范围之内。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十分重视法治建设，提出了凡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的重要观点。党中央把反腐工作当作法治建设的突破口，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震慑了党内腐败分子，深得人民群众拥护，也为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纪录片《鉴史问廉》的正式发行，为从廉政文化、法治制度等方面开展反腐倡廉建设起到了舆论引导作用，呼出了依法治国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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