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史学： 经世致用 高度发达(2)

在宋代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欧阳修、司马光、郑樵、王称、李焘、徐梦莘、李心传、袁枢、朱熹等治史大家。其中，欧阳修以个人身份私修了《新五代史》，又与宋祁奉敕官修了《新唐书》。《新五代史》自然是他不满于宋初薛居正等官修的《旧五代史》而作的。他自述宗旨道：“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法，余为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显然，他要学孔子《春秋》中的笔法，寓褒贬，别善恶，写出一部警示后人的“乱世之书”。在这一点上他基本达到了目的。例如，他写五代第一个皇帝朱温时，一上来就直呼其名，唐朝赐名时方称他“朱全忠”，篡位以后才称其为“帝”，而不像薛史那样开笔就以“帝”相称。欧阳修立意高远，正如梁启超所说，“他不只想做司马迁，而且想做孔子，这种精神是很高尚的”。

而代表宋代史学最高成就的是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从三家分晋到后周灭亡这1362年间的编年体通史。司马光突破了旧编年体的格局与限制，合纪传表志于一体。他以编年为纲，在相关年代下采用附载人物、政制、重要文字或杂事的灵活方法，极大地丰富了编年体的纪事容量与表现方式，使编年体与通史体相互结合，开创了一个新局面。除《资治通鉴》正文，司马光还有一系列辅助性的著作：相当于提要、索引的《通鉴目录》，作为简编本的《通鉴举要历》《通鉴节文》，体现史料考证的《通鉴考异》，具有年表作用的《历年图》，兼有《资治通鉴》前编、后编与《历年图》另本性质的《稽古录》，作为范例与导言的《通鉴释例》。除了《通鉴目录》与《通鉴考异》，其他多已亡佚，但是司马光已将编年体通史的编纂推向了新高度。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合史学与文学于一体，不仅史学有见识，文章也写得好，打开任何一卷都能使人兴味盎然地读下去。他写赤壁之战与安史之乱时，把纷繁复杂的大场面描写得栩栩如生，可见其驾驭史料与文字的高超水平。

史学突出“资治” 强调经世致用

孔学说，宋代史学突出“资治”，强调经世致用。随着宋代史学的繁荣及受当时学风的影响，史学思想不迷信权威，敢于怀疑、创新、议论，在各个方面均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关于史学的功用，孟子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指出了史学惩恶劝善的功用，这一思想为后代史学家所继承。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统治者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即史学的资政功用，这一思想到宋代得到扩大。其中，重修《旧唐书》体现出宋人欲更好地以唐为鉴、服务政治的目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作，他公开宣称撰写该书是为了“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资治通鉴》重点叙述了历代的治乱兴衰，探讨其原因，书中很多“臣光曰”联系历史说时政，可以说是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

为了便于“资治”，宋人在史书的编纂形式上亦有自己的认识及创新，形式服务于内容。孔学说，宋代以前及北宋前期，编年体和纪传体兼行，大约到了宋仁宗时期，编年体受到青睐，这一风气始于孙甫的《唐史记》，成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问世后，编年体大放异彩，其地位已经超过纪传体。到了南宋时，编年作史成为一时之风气，号称“二李”的李焘、李心传均以擅长编年体而得名。

到了南宋，伴随着理学的兴起，史学逐渐理学化。理学是汲取佛、道两家精华而成的具有思辨性质的新儒学，理学把封建伦理道德上升到“天理”的高度，反映到历史领域就是要求史学灌输封建名分及封建伦理道德。理学家认为“三纲”“五常”是天理的体现，所以在评价历史人物或事件时总是以此为标准。孔学认为，理学思想渗入史学后，造成史学僵化，削弱了史学“通古今之变”的功能，实际上阻碍了史学的发展。

孔学说，宋代受史学发达、书籍流通加快以及科举考试的需要，历史知识得到广泛传播。此外，儿童启蒙读物的增多，也对历史知识的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如在宋初已初具规模的《三字经》，其中包含了大量历史知识等。

宋代史学在其他领域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民族史、地方史、域外史、文献学、考据学、方志学等都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方志学方面，成书之多、内容之丰、质量之高均超过前朝，难怪陈寅恪先生对宋代史学给予最高评价：“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贤史学，古今罕匹”“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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