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开封 风雅汴梁：北宋儒学复兴 孕育理学体系(2)

荆公新学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兴的重要代表。荆公新学学者通过对经典义理的阐述，提出了以“道”为核心的较为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较好地解决了北宋的时代课题，有效回应了佛道之学在本体论上的挑战，实现了儒学的自我更新。在北宋中后期，荆公新学“独行于世者六七十年”，风靡一时，其代表性著作《三经新义》颁行后，就被作为全国学校的统一教材和科举考试定本，其他著作也多行于场屋，为青年士子所宗，影响很大。

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等理学学者力图建立贯通宇宙、社会与人生的理论体系，他们分别以“诚”“气”“天理”“数”为最高范畴提出了其本体理论，并通过对一系列范畴、命题的阐述，建构了较为完备的人性论与修养论。周敦颐由天及人的宇宙生成论、道德起源论与修养论，张载“太虚即气”的本体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以及“心统性情”“大其心”之说的提出，二程“天理”论的建构以及对“格物致知”的理学化阐释，都将儒学的理论思维水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苏氏蜀学学者长于经史文学，他们在改造佛道思想资料的基础之上也建构了以“道”为核心范畴的理论，并提出了颇具自然人性论色彩的“不当复有善恶之说”的人性学说，由此与荆公新学、二程洛学之间在诸多问题上形成对立。而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之间也存在巨大的理论分歧。这样，几派学者之间互相攻讦，互相批判，又互相补充，形成了良性互动，推动着儒学不断发展与完善。

陆游总结这个时期的状况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里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非《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唐初以《正义》解释传注，实行“疏不破注”的原则，至北宋中期，已由舍传注之学，进而疑经甚至改经了。诸儒争发儒经大义即所谓义理，都企图以自己的主观认识来把握住“圣人”精神，创新解，立新义，与汉唐经生风格迥异了。

到南宋中期，儒学的发展进入了繁盛辉煌的新阶段。湖湘学派、闽学学派、象山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活跃于学术舞台，他们继承了北宋儒学发展的成果而又有所超越，在相互争鸣、论辩的同时又互相影响，互相借鉴、吸收。湖湘学派的性学理论体系，闽学学派的天理学体系，象山学派的心学体系，永康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提升、深化了儒学。

发端于中唐之后的儒学复兴之所以能够在宋代得到继承和发扬，主要得益于他们自始至终坚持儒家道统。虽然儒家“道统说”是韩愈模仿当时佛教中师门传承的“法统”而提出的，但在之后的发展中，儒家道统说遂成为与各种“异端”相对抗的旗帜。入宋以后，道统说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尽管对儒家道统的承继看法或有不同，但维护这个道统却成为新儒们共同关心的问题。王禹、孙复、种放、穆修等人对韩愈都有推崇之词。仁宗时期，倡言道统更加成为风气。

回归本源，重新解释《六经》，力求把握住儒家经典的根本精神是当时儒学复兴推动者探求的真理大义。在儒学复兴思潮涌涨的宋仁宗时期，一反汉唐章句训诂义疏传统，抛开传注，直探儒经义理，力求把握圣人精神的新儒学已成为时代风尚。庆历前后，大量涌现出来的新儒家学者，探研经术，莫不力图创新解、立新义。“这与前代儒生们谨守师说，亦步亦趋迥然不同。”叶平解释说。

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具有针对现实的批判精神，提倡的是经世致用。范仲淹上《十事疏》、王安石上《万言书》，都以儒经为指导，以改造现实为出发点。两次变法虽然失败，却显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付诸实施，与空谈者并不相伺。

随着宋代儒学复兴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儒学复兴运动的参与者开始追求超越学术性质的另外一个更大目的，就是维护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因此，北宋中期的儒学复兴，实质上是一场对儒学的新的改造，其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在南宋时期正式形成了影响人们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数百年之久的新型儒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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